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发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1936－1939年期间的西班牙内战一样，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磁场，很多西方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来到中国，或短期地从事支持中国的战地报道，或长期地呆在中国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与今日为国人所诟病的西方unfair media所不同的是，这批西方知识分子对抗日战争的见证和参与，为把中国的抗战提升到一个国际正义的高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回顾那段悲壮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在通过影像讲述八年抗战的时候，上述视角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抗战期间来华的西方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不乏如今在各自的领域里已被高度经典化的巨腕，譬如荷兰导演伊文思、匈牙利摄影师卡帕、英国诗人奥登、英国作家衣修午德、美国作家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等等，他们的赴华经历国人多有不知。还有一些为国人熟知但却被简化了的国际友人，譬如白求恩，我们习惯性地在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加上“大夫”二字，殊不知，他在来华之前还是一个活跃的加拿大诗人、画家和艺术收藏家。当然，更多来华的西方“知青”既不是文艺口的腕儿，也没有穿越几代人的记忆留驻在时下国人的脑海中，抗战期间来华办学的“牛津知青”乔治·何克就位居此列。电影《黄石的孩子》首次以乔治·何克的事迹为蓝本打造悲情叙事，片方的动机不可谓不仁厚。

剧情片不等于纪录片，即便摆明了主人公的历史真实性，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比如国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外景地的选择、成本的控制等因素，一部以讲述历史真实为卖点的商业片也会对故事的蓝本进行花样繁多的改造，这是在情在理的事情，毋须指摘。但有一种情况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纯粹由于不敬业或是功课做得不够而造成的貌似合理改编实为常识错误的改造。

通过艾黎所著的《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和其他一些并非难于获取的史料，我们可以得知，乔治·何克所主持的培黎工艺学校是1941年在陕西凤县双石铺镇创办的，1944年，因为对时局深感不安，何克带领60名学生跋涉1200多公里将学校迁到了甘肃张掖的山丹县。在影片中，故事所讲述的时间有所提前，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可以把何克安置进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之中。但无法理解的是，陕西凤县的双石铺为何变成了湖北黄石？

任何一种对故事原型的改造如果是有目的有诉求的话，我们都能在改造后的面目和原始的版本之中看到一种形式与动机的合理交融，反之，则会看到一种于叙事无补甚至引发重重悖谬的盲目性。黄石这个不具备与事件相关的历史真实但却具备耀眼的地理真实的地名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醒目性不但反复出现在叙事中还占据了片名中的显要位置，但它对熟知地理的中国观众而言，只能诱发一连串无法解释的问号。为什么片中讲述的灵宝（河南与陕西交界处）和西安的战事好像都发生在远在湖北东南部的黄石附近？这一切明明都指向陕西凤县的双石铺。即使是按照影片设定的湖北黄石来理解，为什么地处江汉平原的黄石会出现连绵不绝的大山？为什么从湖北黄石到甘肃张掖山丹县的更遥远的距离在片中仍然呈现为从陕西宝鸡到甘肃张掖山丹县的1200多公里？

据说，从“shuangshi”到“huangshi”是外国人偶然改动的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真的有一个无比真实的地点叫做黄石。有趣的是，片方并没有坦言“纯属巧合”，倒是兴致勃勃地在湖北黄石弄了个热热闹闹的首映式，大有虚实混淆的吊诡之意，而更加吊诡的是，湖北黄石方面居然颇为受用，丝毫没有反思这是一则跨文化背景下的误读闹剧，就好比一个人被有意无意地错当成了彩票的中奖人，他因为一时激动忘记了自己从来没有买过彩票，欣欣然走上前领奖一样。其实，按照片中所谓的黄石的外景特征和整部影片令人失望的摄制水准来看，它既不是“双石的孩子”，也不是“黄石的孩子”，而是“横店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