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帕慕克的来访应该是继大江健三郎之后的第二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正式访问中国大陆的外国作家。考虑到日本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走个亲戚串个门相当之方便，所以老帕算得上是正式走访中国的诺奖得主之中的第一个“远客”，尽管在有些仅仅以欧美为世界地理参照系的人看来，土耳其还谈不上远；而在更多的人看来，老帕之所以尊贵，正是因为这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为他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地理胎记。

当然，不少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前曾经来中国云游过，远的如赛珍珠、聂鲁达之类的就不说了，举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例子：1993年获得诺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曾在1984年和艾伦·金斯伯格、加里·斯奈德两个大牛诗人一起混迹于“美国作家代表团”之列被中国作协邀请来访问中国，但那次访问留下的零星记录仅仅聚焦于艾伦·金斯伯格，完全忽略了托尼·莫里森这个黑大姐的存在。也有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后悄无声息地来中国溜达过一两圈的，比如20年前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的“微服私访”。这次“微服私访”的后果对中国读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老马搜集到了一大堆未经他授权的盗版译本，一怒之下他发誓在有生之年甚至在死后都绝不把版权卖给中国，这直接导致近些年来中国读者没得《百年孤独》可看。

老帕的来访和老马的私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帕是由世纪文景出版的一大堆不但有版权且非常靠谱的中译本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推送到我们面前来的。不知道大家对前几年流行的一款叫做“挖金子”的exe小游戏有没有印象，我感觉世纪文景这两年来就像那个小游戏里辛辛苦苦埋头挖金子的小老头一样，挥汗如雨地把一坨又一坨分量不轻的帕慕克作品连续不断地挖到了中文里边来。我记得2006年老帕获诺奖之前世纪文景刚刚推出了《我的名字叫红》，我给这本书做书评并在课堂上、博客里大加推荐的时候，周围还有好多人分不清帕慕克和帕萨特的区别。如今，老帕的中国之行即使在地震后的全民悲恸中亦能成为一个不小的焦点，这在公众阅读视野里当代外国文学的比例急剧收缩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

老帕来北大讲了一场，我也跑去咸与恭听了一下，感觉提问环节比演讲环节更为有趣。一个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作家、一个以梵文巴利文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司仪和一群以汉语为母语的提问学生都在努力地用带着各种口音的英语表达相互交错的观点，完全是巴赫金“众声喧哗说”的实地演绎版。至于老帕在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彩的即兴发挥以至于令许多习惯于看着讲稿走过场的人陷入抓狂境地的演讲《你为谁写作？》，的确可以见出他令人着迷的机敏与睿智、锋芒与避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感觉到“洞见”背后的“盲视”：如果向他那样自觉地把读者群定位为“包括处于其他文化中、讲不同语言的读者”的“全世界的小说读者”，一些老问题他或许早已想透但却没有在演讲中展开：在文学产品跨越民族边界和语言边界的“多边贸易活动”中，“主要语言”对非通用语的霸权问题、国际性的“市场需求”和价值标准由谁来决定和维护的问题、密集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中介角色有没有附带象征资本增殖功能的问题、国际流通中的贸易不平等问题，等等。

老帕是个非常可爱的突厥大叔，我的一个供职于南方某报的好友在约到了老帕的专访之后，立即向我雪地裸跪急求深谙文学的美女学生做英语翻译，因为老帕告诉他，要是翻译不是美女、不解文学的话，他就会只说土耳其语。而在我看来他最可爱的地方在于，当演讲结束、一大堆摄影记者扑到他面前大念闪光咒的时候，老帕迅速掏出了自己的相机，对准举着相机的记者们狂拍一通。据说他经常这么干。这个“互拍”的举动完全是个行为艺术，它意味着心智深度对媒体广度的一种游刃有余的抵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