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附近的西苑早市上，我一般都有定点光顾的蔬菜摊，这些蔬菜摊的摊主基本都是南方人，卖的也都是南方特有的、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东西，譬如，我经常在一个四川老伯的摊上买成都的儿菜，在一个云南大姐的摊上买小米辣，在一对江苏夫妇的摊上买薄荷和水芹菜。但一到夏天，我就会定期去平时不怎么常去的一个比较邋遢的河南大婶摆的菜摊，因为这个一贯只卖北方大路菜的脏兮兮的小摊，在夏天的时候居然是整个庞大的早市里唯一一家卖新鲜荆芥的地方。

说起荆芥来，很多人可能都会犯晕，除了个别中草药爱好者大概知道这是一味经常出现在老中医处方上的药，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这是什么物体。其实荆芥这种绿乎乎、香喷喷、唇形的叶子、秋天顶着一长串宝塔一样的紫色花穗的草本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之广，只不过在有些地方，人民群众有着食用它的嫩茎嫩叶的悠久传统，而在大多数地区，它仅仅被当作药材采集，或者干脆被当作野草。

我的成长背景比较复杂，出生在重庆，在后来考上大学来到北京定居之前，还曾经在湖北西北部的山区生活过，因此，我的味觉谱系虽然以西南系为基础，但鄂西北的些许味觉标识也渗透到了舌尖的记忆里。我对荆芥的喜好大概就是在鄂西北山区里养成的，虽然小时候在重庆大人也教我们也拿晒干的荆芥泡水喝以解暑，但只有在鄂西北的那几年，我才养成了大规模食用荆芥的习惯。一到春末夏初荆芥长势肥美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野地里大把大把地去掐那些还没抽穗的荆芥最顶上的嫩茎叶，拿回家里稍事清洗之后，就可以把它们以各种方式烹制：生荆芥叶拌黄瓜，那叫一个清爽；一勺猪油煮清汤，起锅前在锅里烫一把荆芥尖，汤色亮堂、叶味剔透；在荆芥叶上蘸上点面糊，放进烧熟的菜籽油里炸，荆芥叶子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捞上来，既清脆又清凉；还有，家里一旦有人感冒了，拿荆芥和姜末一起煮稀饭喝，包你喝完以后满头大汗，病毒溜之大吉。

荆芥的味道和薄荷一样，都是以清凉为基调的，但和薄荷不一样的是，荆芥的清凉之中夹杂几丝辛辣的劲道，为此古人也称它为“姜芥”，“因气味辛香，如苏、如姜、如芥也。”定居北京之后，由于我常去全国各地溜达，我发现不仅我居住过的鄂西北有食用荆芥的嗜好，安徽、新疆、贵州、云南都有食用荆芥的强大传统，而吃荆芥吃得最猛的，当属河南人，荆芥在河南基本算是一种夏日里的日常菜蔬了，这也是为什么早市上只有那家邋遢的河南小摊卖荆芥的原因，据那个河南大婶说，她每次都进很少几把荆芥，如果卖不出去，她自己家里人就可以喜滋滋地将其一吃而空。

事实上，根据古籍的记载，上古时代中国的“荆芥饕餮”不是河南人，而是四川人。华佗的弟子、魏代的名医吴晋撰写的《吴晋本草》里说到荆芥的时候，就记上了一笔：“蜀中生啖之”。彼时人们还只会“生啖”，到了明清之际，就有了一整套吃荆芥的讲究，甚至还总结出了搭配的禁忌。明末清初的文人顾景星在其《野菜赞》中就说吃荆芥的时候“苗炸作蔬，鱼肉忌之。犯无鳞鱼即死。”根据这一禁忌，顾景星写了一则荆芥的四言体“赞歌”：“鼠蓂（荆芥的古称之一）辛苦，命之曰芥。荆则云矜，芥为言介。肉食斯仇，君子攸戒。我食无鱼，咀嚼何害。”表面上是在盛赞荆芥，实际是在自夸自己是既矜持又狷介的、“食无鱼”的“君子”。

网上的荆芥爱好者经常容易把荆芥和罗勒（九层塔）、紫苏、猫薄荷混为一谈，也难怪，因为它们都是唇形科的，全是不出五服的亲戚关系，其中猫薄荷和荆芥最亲，因为猫薄荷就是唇形科荆芥属的，算是荆芥的亲姐妹。但纵是亲姐妹，也不可交叉换位、姊妹易嫁：荆芥是嫁给人的味觉的，人吃完以后浑身清爽；猫薄荷则是嫁给猫咪们的味觉的，猫咪吃一点点猫薄荷就会跟瘾君子磕了药一样high起来，全然忘了两分钟前你还强迫它从事过猫这种物种最最厌恶的洗澡活动。

我自以为还说得来重庆话，

结果遭所有人当成成都人。

我因此回忆起一个词：张班子。

像个观光客，我满怀惊异地

看着这个三十多年来一直耸立在

我的各种档案里“籍贯”一栏

的城市：坡坡坎坎多得

让我的细脚杆也伟岸了起来，

新盖的高楼完全是本地哥特，

像玉皇大帝在乌云里包的二奶

把穿着丝袜的玉腿从天上

伸到了地下。但我最牵挂的，

还是在夜间辉煌的灯火之间

黑漆麻孔的地带：那是格外一个

隐形的城市，栀子花和黄角玉兰

赐福于那些香荫的小生活，

拐几道弯才拐得拢的危楼里，

老汉们打着成麻，棒棒们吃着

辣惨了的小面犒慰辛劳的一天，

洗头的妹儿多含一口鸭儿，就为

乡下的娃儿多挣了一口饭。

我这次来得黑背时，有一团火

把白天的交通整得稀烂。

我搭了一辆摩托，从罗汉寺

到两路口，要往滨江路走怨路。

在江边飞驰的时候，凶猛的江水

拍打着我的身世，我突然看到了

另一个我的一生：如果当年

我老汉没有当兵离开这里，

我肯定会是一个摩托仔儿，

叼着老山城，决着交警，每天都

活在火爆而辛酸的公路片里。

    2008.6.16 重庆

汗流浃背的土行孙，行李是一个省。

哪吒们老了，拉杆箱下可还有风火轮？

发财的跑路的吃方便面和火腿肠的肉身

南方的大雨像天兵天将

狠狠地踹着江水和街道。

我困在酒店的房间里，

以电视为盾，抵挡着雨声。

无意中，在地震和综艺之间

我又看见了你。我恨电视。

四年了，总有一些坏人

试图用有组织的回忆的暴力

从我身体的角落里绑架你。

但我再次，像个白痴一样，

关掉了血管里呼啸的警报器，

把电视屏幕忍在了眼眶里。

我听见一群你教过的藏族孩子

在讲述你上的最后一课。

那是一个星期五，你讲的是

思想品德。我恨思想品德：

你我成长的年代无非是

让思想和品德捏着暗器互博。

但孩子们说，你那堂课教的是：

“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

一瞬间，仅仅一瞬间，后悔

就能把一个人的牛逼变成傻逼：

四年了，我答应过你要去

明永，可我至今还没去过那里。

这座城市你我倒是一起来过。

还有一个在室内也戴着墨镜的家伙。

那天没有下雨，我们

在玉兰树下合影，光鲜得

像三股水灵灵的义气。

现如今，我成家已有三年，

戴墨镜的家伙墨镜已遮不住

双眼中吠着乡愁的丧家之犬。

我想起清明那天，我在家中

给你烧纸。有一小簇火苗

蹲在灰烬的边缘，死活不肯燃尽。

就像你蹲在墙根，小烟抽得开心。

   2006.6.9 武汉

前几天，在一个诗歌活动上，一个读者跑来对我说，在她以前接触到的诗歌选本和诗歌评论中，我几乎成了“方言写作”的代名词，没想到在朗诵现场听到的都是我的一些跟方言写作毫无关系的诗，完全偏离了她的倾听期待。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很多次，在各种朗诵会上我经常被问及：你怎么不用四川话读诗？

2000年之后，由于互联网对诗歌阅读和流通环节的全面渗透，我在1998年写于病床上的一首旨在用四川乡村方言颠覆都市流行文化的《太太留客》因为包含着愉快的乡土经验和强烈的喜剧性而得以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加之在《太太留客》之后的写作中，我确实也曾在一些诗作中蓄意将四川方言挪置到不同的语境中，所以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这几年来，不少读者和评论者对我的关注逐渐集中在方言的使用上，在一些选本中，我本人其实并不十分看重的《太太留客》意想不到地成了我个人的“经典”。

“方言写作”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正如前辈诗人柏桦和我在电话中聊起的那样，方言在新诗中的呈现有一个贯穿新诗史的、时断时续的“小传统”，它牵扯到很多复杂的方面，既和历史意识、文化政治、身份认同、想象力的跨度相关，更和对词语基因和诗歌肌理的细微体认相关，我只不过用四川方言，有时还包括喜欢学舌的我从贵州方言、河南方言、湖北方言、东北方言、北京方言甚至广东方言中“征用”的一些成分，做过一些猴子掰苞谷似的尝试而已（尽管在5·12汶川地震之后，我更加珍视像我的脐带一样的四川话），而这些尝试的根本目的，是意在提取语言风格对撞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将之用于更为广阔的、需要耗费大规模书写快感的“自我腾挪”活动。

在某一次访谈中，我曾提到我的写作抱负是通过书写互不通约的诗歌发明出无限多的自我，以使被特定的时空所束缚的自我获得诡谲的复数性。现在想来，这个抱负还是太少年气了，尽管身怀相似梦想的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越来越成为我的最爱：与他的精神导师瓦尔特·惠特曼无限扩张的趋向相反，佩索阿在无限裂变的方向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由他杜撰出来的几十个有名有姓有来历有归宿的诗人组成了他为单一的身体发明出来的庞杂的异名体系，在强力诗人的星空中汇聚成一团不可透析的星云，用一个低段位的比喻，就像孙悟空和无数个由他的毫毛变出来的孙悟空们在想象力的云端集合一样。

我大概成为不了佩索阿，所以我将以往的抱负中对自我的发明收缩为一种高强度的“自我腾挪”。方言只是我在诗歌中修炼“乾坤大挪移”的一种路数而已。更多的时候，我所倾心的挪移状态体现在心智快速反应的其他层次上，譬如，让多维度的、琐碎不已的日常情境突然发生意想不到的短路。我曾经很喜欢的一个美国诗人弗兰克·奥哈拉写了好多首题目就叫《诗》的“元诗”，其中有一首写道他在纽约的街道上冒着雨、雪、冰雹赶时间的时候一瞬间看到报纸上的头条：影星拉娜·特纳倒下了。这种在天象、地理空间、时间表和体外的讯息之间发生短路的情形就是诗。我也经常这么干，在琐屑与琐屑的意外摩擦中感受到伟大的力量，有首叫做《日历之力》的诗其命名本身就含有如此的想法：单一指向的日历中含有不同维度的日常能量对撞在一起所释放出来的强力，所以我用《日历之力》这个名字做了我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诗集的书名。

我也曾试图把古文（而不是古诗）的章法、语汇，尤其是虚词使用的技法，嫁接到非常“当下”的情境中去，力求在崎岖的古意和逼仄的个人化顽念（情感的、性的、家国理念的唠叨）之间打开一个刁钻的腾挪空间，但在读了一批散落在埃及的希腊语诗人卡瓦菲的诗之后，我修改了这种腾挪方式。卡瓦菲是一个更加专注的博尔赫斯，他专注于在似是而非的僻典和历史断片中巧妙地安置自我的源头，并使之暗对文明的盛衰之道。他擅长于用白描这种貌似技术含量很低的手艺来落实这种隐秘的梦想，这对我构成了一种有益的纠正。我学会了用压缩历史、错置历史甚至伪造历史的方式来平静地腾挪在大跨度的时间轴上。

有时候我喜欢用阅读的腾挪来激发写作的腾挪。比如，我酷爱阅读大航海时代的香料传播路径、酷爱阅读内陆亚洲草原帝国的兴亡、酷爱阅读民国时代川军混战的史料，但我坚持以一种极度不专业的读法来阅读它们：我阅读的是这些驳杂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本身，是这种差异性上洞开出来的感受力和认知力的黑洞。一找到适当的机会，我就会将这一黑洞转移到诗歌行文的缝隙中。如是，我写了《白猫脱脱迷失》一类的诗。我喜欢阅读各式各样的小说，看各式各样的电影，甚至有序地收藏一些生僻国家的电影，但我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写小说和做电影的冲动：我奢望一首二十行左右的诗能够解决其他人用一个长篇、一部标准时长的剧情片来满足的腾挪的需求。

巴西有个很厉害的诗人叫若昂·卡布拉尔，他不被中国人所知，但他冷静而诡异的精确创造力具有巴西人所说的“中国人的耐心”。在一首叫做《作为旅行的文学》的诗里，若奥·卡布拉尔写道：

正确的作者都有

开辟一个空间的能力，

诸多美好时辰寄生于此：

时空一体，就像一片森林。

周末、节假日可去那儿逛逛，

那儿更是退休以后的大好去处：

乡野中的宅子里什么都有

卡米洛，泽·林斯，普鲁斯特，哈代。

阅读的路线相互交织，

又不可思议地融会在一起；

阅读不但没把我们带到准确的城市

反而还给了我们另外的国籍。

当读已成为被读之时

已经不可能在地图上找到方位：

在哪儿读过或者住过阿尔维蒂？

卡迪斯该怎么拼写、怎么走去？

（译注：第二节中的卡米洛为19世纪葡萄牙作家，泽·林斯为20世纪巴西作家，最后一节中的阿尔维蒂为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卡迪斯是西班牙地名，阿尔维蒂的故乡。）

这碰巧也是我所理解的阅读、我所理解的写作、我所理解的文学。

昨晚打开电视，正好看到来自重灾区绵阳市安县茶坪乡的灾民们在安县晓坝镇安置点里的生活纪实。头几天，因为无法生火做饭，灾民们只有方便食品可吃。从我的家乡重庆派出去的一支餐饮服务队到达那里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画面中，我看到我的重庆老乡们像古代的军队一样在安置点周围挖坑架灶、烧火做饭，第一天就让灾民们喝上了久违的川式稀饭，紧接着，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到来了——灾民们吃上了回锅肉！画面中，无论是灾民还是像“灶王神兵”一样神勇的重庆师傅们，显然都对回锅肉重返灾民之腹这一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兴奋。

我估计非川籍或者渝籍人士很难体会到那种在连续数日靠方便面度日之后突然吃到回锅肉的喜悦感，很难体会到回锅肉这道看似技术含量并不高的菜肴在川菜谱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回锅肉是几乎每个四川人都会动手烹制的最最家常的一道菜，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四川小镇上的话，一到晚饭时间，你就会在街上闻到从所有人家的厨房里都飘过来一股多少有些相似的味道：菜油、猪油、郫县豆瓣和小蒜苗混合在一起的、既油腻又清新的勾人肠胃的香味。这就是回锅肉的滋味。在我的四川盆地记忆中，肉这种物体最早就是被回锅肉的滋味带进我幼小的味觉系统里的，以至于虽然现在我已经年过三旬，但只要一提起吃肉，脑子里最先闪过的还是红油与青蒜苗搭配成“红红绿绿”状的回锅肉。

回锅肉的做法很简单：把一大块带皮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的层次越多越好）洗净，放在白水里煮至肉和皮可以被筷子戳透，而后捞出煮熟的五花肉，将其切成既带皮又有肥瘦搭配的薄片；架起炒锅，先在锅中放少许菜油，而后将切好的五花肉片放入锅中，待肉片上的肥油被熬到将尽未尽、肉片开始呈翻卷状之时，加入郫县豆瓣和花椒，翻炒出红油，再加入葱、姜末，起锅前，加入切成段的小蒜苗和盐、鸡精，稍事翻炒，即可出锅。这是最基本的回锅肉做法，可在此基础之上用干豇豆、薰干、尖椒等各种配料进行实验性的搭配，只要原则没错，基本都能遂人肠胃。当然，最强悍的还属广汉的连山回锅肉，这种回锅肉完全是一场视觉冲击波：每片肉都有半尺到一尺来宽，但是极其薄，如非刀工极为老练者，无法令其成形。

回锅肉到底是何时在四川大地上兴起乃至普及，已然难于考证。可以猜想的是，它最初的确是一种很草根的烹制方法，因为普通百姓没有条件保存新鲜的肉，不如把一大坨肉先煮熟了存放起来，这样可以多放两天，保证每顿饭都能切几片下来烹炒，而且这种做法让肥、瘦、皮兼备，油重而味猛，适于劳动人民吃完以后从事体力劳动。文人们对回锅肉同样非常青睐。在回锅肉的光辉历史里，有个伟大的读书人的身影——清代一个凌姓翰林。这位老兄跟我一样不务正业，早早地告老还乡隐居家中钻研厨艺，经过多次试验，他发现把五花肉用隔水容器装起来先蒸熟再切来炒比在白水中煮熟再炒要鲜香得多，因而有“祭鬼神蒸肉再回锅，凌翰林创百年川肴”之说。

时光流转，回锅肉到现在依然在普通民众心目中象征着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家庭，它甚至还是乡愁的重要载体。君不见，有多少散布在祖国各地的川籍建筑青年们一旦回到四川家乡，走进门槛的第一句话就是：“婆娘，今天整了回锅肉没得？”，有多少像我这般在异地安家立业多年的川渝人士一旦重返故土，往往都会冲进一家路边小馆子，高呼：“幺妹，弄盘回锅肉！”正因为如此，才有“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有到四川”之说。

写到这里，刚好我也饿了。我准备立即起身，到厨房里去做一盘回锅肉，和灾区的父老乡亲们分享一下回锅肉的滋味，分享一下被回锅肉联系起来的同为巴蜀人的幸福和骄傲：乡亲们，再坚持下去，回锅肉顿顿都会有的！香喷喷、油滋滋的天府之国会再度强大起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帕慕克的来访应该是继大江健三郎之后的第二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正式访问中国大陆的外国作家。考虑到日本在国人心目中一直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走个亲戚串个门相当之方便，所以老帕算得上是正式走访中国的诺奖得主之中的第一个“远客”，尽管在有些仅仅以欧美为世界地理参照系的人看来，土耳其还谈不上远；而在更多的人看来，老帕之所以尊贵，正是因为这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为他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地理胎记。

当然，不少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前曾经来中国云游过，远的如赛珍珠、聂鲁达之类的就不说了，举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例子：1993年获得诺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曾在1984年和艾伦·金斯伯格、加里·斯奈德两个大牛诗人一起混迹于“美国作家代表团”之列被中国作协邀请来访问中国，但那次访问留下的零星记录仅仅聚焦于艾伦·金斯伯格，完全忽略了托尼·莫里森这个黑大姐的存在。也有诺奖得主在获奖之后悄无声息地来中国溜达过一两圈的，比如20年前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的“微服私访”。这次“微服私访”的后果对中国读者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老马搜集到了一大堆未经他授权的盗版译本，一怒之下他发誓在有生之年甚至在死后都绝不把版权卖给中国，这直接导致近些年来中国读者没得《百年孤独》可看。

老帕的来访和老马的私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帕是由世纪文景出版的一大堆不但有版权且非常靠谱的中译本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推送到我们面前来的。不知道大家对前几年流行的一款叫做“挖金子”的exe小游戏有没有印象，我感觉世纪文景这两年来就像那个小游戏里辛辛苦苦埋头挖金子的小老头一样，挥汗如雨地把一坨又一坨分量不轻的帕慕克作品连续不断地挖到了中文里边来。我记得2006年老帕获诺奖之前世纪文景刚刚推出了《我的名字叫红》，我给这本书做书评并在课堂上、博客里大加推荐的时候，周围还有好多人分不清帕慕克和帕萨特的区别。如今，老帕的中国之行即使在地震后的全民悲恸中亦能成为一个不小的焦点，这在公众阅读视野里当代外国文学的比例急剧收缩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

老帕来北大讲了一场，我也跑去咸与恭听了一下，感觉提问环节比演讲环节更为有趣。一个以土耳其语为母语的作家、一个以梵文巴利文为主要工作语言的司仪和一群以汉语为母语的提问学生都在努力地用带着各种口音的英语表达相互交错的观点，完全是巴赫金“众声喧哗说”的实地演绎版。至于老帕在讲稿的基础上进行了精彩的即兴发挥以至于令许多习惯于看着讲稿走过场的人陷入抓狂境地的演讲《你为谁写作？》，的确可以见出他令人着迷的机敏与睿智、锋芒与避闪。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感觉到“洞见”背后的“盲视”：如果向他那样自觉地把读者群定位为“包括处于其他文化中、讲不同语言的读者”的“全世界的小说读者”，一些老问题他或许早已想透但却没有在演讲中展开：在文学产品跨越民族边界和语言边界的“多边贸易活动”中，“主要语言”对非通用语的霸权问题、国际性的“市场需求”和价值标准由谁来决定和维护的问题、密集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中介角色有没有附带象征资本增殖功能的问题、国际流通中的贸易不平等问题，等等。

老帕是个非常可爱的突厥大叔，我的一个供职于南方某报的好友在约到了老帕的专访之后，立即向我雪地裸跪急求深谙文学的美女学生做英语翻译，因为老帕告诉他，要是翻译不是美女、不解文学的话，他就会只说土耳其语。而在我看来他最可爱的地方在于，当演讲结束、一大堆摄影记者扑到他面前大念闪光咒的时候，老帕迅速掏出了自己的相机，对准举着相机的记者们狂拍一通。据说他经常这么干。这个“互拍”的举动完全是个行为艺术，它意味着心智深度对媒体广度的一种游刃有余的抵御。

算是一个神奇的巧合吧，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天，5月12日，正是现代护理的鼻祖以及现代护理专业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生日，因为这位出生在意大利的英国淑女对护士这一职业所做的意义提升以及她近乎圣徒一般完美的人格，5月12日又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或许是这一天注定要使人们以某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牢记护士这一职业的使命，我们在5月12日当天夜间的救灾新闻里，就真的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操着四川方言的当代南丁格尔，她们有的才刚刚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出来，就又立即投入到对伤员的救护中。在电视新闻仓促的镜头里，她们用劳碌的身影再现了著名的南丁格尔誓言：“……愿吾一生纯洁忠诚服务，勿为有损无益之事……予将以忠诚勉助医生行事，并专心致志以注意授予护理者之幸福。”

南丁格尔与5月12日汶川之殇的关联并不仅仅局限于护士。南丁格尔是个对万事万物都饱含关切之心的至善之人，她曾经为被摘走花朵的枝条做包扎、为死去的麻雀写优雅的悼亡诗。这种关爱弱小之物、随时准备对它们进行扶助的本能，被现代心理学称为“南丁格尔情结”。在天下太平之时，我们可能感受不到这一“南丁格尔情结”的可贵，我们可能会把它等同于唐僧的“就算砸到了花花草草也不好啊”或者金庸笔下的包惜弱，认为它不够大气甚至有点喜剧性。但当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天灾发生之后，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在一滴滴流向远方的眼泪中恍然意识到，原来再“爷们儿”的自己，身体深处都有一个隐形的南丁格尔。

在任何一次大的灾难过后，生命的援救、身体的康复是第一位的，其后，从悲怆和痛楚中走出来的精神康复在所难免。越是经历磨难的人，就越是需要在痛定思痛之后为心灵松绑，早日找回每个生命所应得的快乐和欢愉。又是一个巧合，5月12日这一天，是英国风景画家和诗人爱德华·李尔的生日。爱德华·李尔是19世纪一个很奇怪的艺术家，他擅长写一种叫nonsense poetry的诗体，这个词以前有人把它译为“无意义诗”，不甚准确。我的朋友王敖将之译为“胡话诗”，非常到位。的确，爱德华·李尔写的就是那种人在极度放松的状态下像孩童一样满口咿呀的“胡话”，看似没有逻辑和意义，但洋溢着天真而强悍的快乐。

爱德华·李尔有首很著名的“胡话诗”，叫《猫头鹰和小猫咪》，讲一只猫头鹰和小猫咪坐着豌豆绿的小船出海去结婚，写得可爱到了能够让当时任何一个刻板的英国绅士都发出本能的欢笑，而且音节感极好，读完之后余音绕梁，快乐之气终日不散。很多年前，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译过这首诗，其中猫头鹰和小猫咪买结婚戒指那段译得尤其好玩：

他们扬帆远去，一年零一天儿，

到了个地方儿普林树成片儿，

一头公猪站在当中间儿，

顶着个戒指在他的鼻子尖儿。

“公猪，公猪，我给你一毛，

买你的戒指。”公猪说：“很好。”

他们把戒指拿走，第二天结了婚，

住到山上去跟火鸡做近邻。

   建议去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自愿者们把这首诗捎去，让灾区小朋友们的心情能够早日坐上豌豆绿的小船去出海。

眉州达人苏东坡的《石苍舒醉墨堂》里有句很有名的诗，“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这句话常被文人们用来自我解嘲，感叹在悖谬的时代里知识的期许和知识分子的宿命之间巨大的落差：人的烦恼和坎坷是从识文断字开始的，做人其实只须知道自己的姓名就足够了。当然，文人们拿这句话来反讽一下自己的命途是毫无问题的，用这句话来教导少年人，则有散布“读书无用论”之嫌了。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之后，我在滚动播报的新闻和周围朋友对此事的揪心关注中，突然发现“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句话还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不是人一识字，忧患就开始了，而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刻，我们对一些文字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是在莫大的忧患甚至创痛中开始的。

对我周围很多非四川籍的朋友来说，这次地震算是给他们上了一堂沉甸甸的川西北地理课，汶川、茂县、理县、北川、平武、青川、绵竹、什邡、江油……人们通过一条条备受牵挂的消息，记住了川西北一带一个又一个县级甚至乡镇级的地名，了解了它们之间的东西南北方位关系，熟悉了这一带的山脉、河流、道路、少数民族、风俗物产、历史掌故……然而对包括我的学生们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这还是一堂极为特别的语文课，因为在被地震波撼动的一个个地名中，含有不少超出了日常字库的生僻字。

很多学生正是在这几天的新闻中，知道了“汶川绵虒镇”之中的“虒”字念sī，是古书上说的一种似虎有角的异兽，明代曹学佺所撰《蜀中广记》里载有绵虒这一地名的来由，“汶川县汉之绵虒县也。虎有角曰‘虒’，行水中，地有此兽矣”，很难想象一只头上长角的猛虎在水中行走是怎样一种奇幻的场景；“什邡湔氐镇”之中的“邡”字念fāng，在现代汉语里为什邡这一地名所专有，究其起源，它指的是上古时代的方国，即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也有人认为方国是从古国到王国、帝国之间的过渡性城邦，什邡中的“邡”字是唯一保留了远古时期方国文化印痕的汉字；而“湔氐镇”的“湔”字念jiān，上古时代专用于一条叫做“湔水”的河流，后引申出濯洗之意，“湔水”和大禹、西汉蜀地郡守文翁的治水活动密切相关，因考证结果不一，现在被称为“湔江”的河流在川西北有好几条，什邡的湔氐镇作为一个古镇，就在其中的一条湔江岸边，而“湔氐”二字中的“氐”字，又昭示了这一地区和上古氐羌人的强烈关联，更和秦汉时期就有建制的“湔氐道”前后呼应……
    这是一种伴随着剧痛的识字历程，因为识得这些文字、吸收这些文字背后的历史养分的代价，是必须承受每个字背后那些无缘识得就已消失的生命、那些无缘领略就已坍塌的美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真愿意如此疼痛的识字过程永远都不要伴随着8级地震而发生，让那些神秘的生僻字，继续愉快地庇护着各自的土地上幸福安详的人们，庇护着他们幸福安详的历史与未来。

将近一个月没坐过飞机了，今天去南方出差回北京的时候坐了一趟飞机，由于事先没有摸清最新的动态，我遇上了我的个人飞行史上最凄惨的一件事情：打火机在安检的时候被收缴了。对于一个从小学就开始抽烟的超资深烟民来说，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远远超过了前几个月飞台北的时候全套碧欧泉被抛掷所带来的郁闷感。虽然那只是一个一块钱一个、上面印着恶俗泳装美女写真的最普通的温州产打火机，但是它可以保证我在登机前能够在候机厅的吸烟室里舒舒服服地抽上几根烟，以抚慰烟民们最恐惧的与香烟彻底绝缘的飞行。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每多飞一次“恐飞症”就剧烈数倍的超级龟毛，机场吸烟室里小小的几根“临飞烟”具有不可替代的安魂压惊之功效。这下可好，打火机被就地正法了，“临飞关怀”该如何实现？

出于一种根深蒂固或者说是贼心不死的惯性，我进了候机大厅之后，还是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吸烟室门口。令人撕一百张纸也解不完手（简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所有的手机都被缉拿了，为什么吸烟室还一如既往地敞开着大门？而且里面的烟灰缸里依稀还残留着一枚枚新鲜可人的烟屁股，散发出令人心醉神迷的烟味。难道里面有传说中的高科技电子点烟器？我找了一圈，没有找到。难道候机厅里卖香烟的礼品店有打火机可以借用？还没等我去问，已经有一大堆像我一样因打火机出窍而彷徨无助的游魂走过来悲愤无比地说：NO。

正在我们这群游魂绝望得比《绝望的主妇》还要绝望、可以集体出演《绝望的烟民》的时候，有个游魂突然兴奋地吼叫了起来：“看，这个烟灰缸里还有几丝烟在冒！”大家都兴奋地冲了过去，果然，有一根神勇无比的烟屁股虽然被其他的烟屁股掩埋着，但依然在不屈不挠地燃烧。一个CEO模样的烟民不顾秘书的劝阻迅速将它掏了出来，“星星烟屁，可以燎原”，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大堆“中南海”、“中华”、“玉溪”、“黄鹤楼”、“大红鹰”、“白沙”以及几个日韩友人叼着的未知品牌就全都被点起来了，各种方言乃至各种语言里表达“爽”这种感受的词汇顿时飘满了小小的吸烟室。

比较一下10年前北大百年校庆和如今的北大110周年校庆在各类强势媒体上的呈现情况，完全可以看出，中国的媒体环境真的是鸟枪换炮了。虽然和10年前相比，电视媒体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依然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视察为主导，但是一些新锐的平面媒体在借这一时机引导公众深入反思“大学精神”的时候，内容的覆盖面和强度均非昔日能比，其中尤以XJB的北大110周年校庆专题为甚。至于网络媒体就更不用说了，1998年的时候互联网对公众还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力，可如今，北大校庆的专题网页在一些强势网络媒体上已然显示出令人咂舌的规模，新闻、聊天、博客群、视频、寻友启事无所不用，密密麻麻看得眼睛发酸。

然而在如此密集的报道和渲染中，依然还是有很多遗憾。譬如说，如果你没有身临北大实境仅从媒体中领略“盛况”的话，你可能会问：咋就没看见这北大的校庆里有啥和诗歌有关系的东西捏？既然北大把校庆日从原来的12月17日改为5月4日，显然是意欲发扬和承续五四及新文化运动之传统，而在这一传统中，由胡适肇始的新诗意义非同寻常。更何况，即使抛开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不说，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诗人在文学史上所占的巨大比例也是人所共知的，以至于一说起新诗，很多人都会直接联想起北大，不管这一联想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按说北大和新诗有这么两层渊源，尽管现在新诗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公众关注焦点，但涉及面如此之广的110周年校庆怎么也该会有点昭示两者之链接的内容吧？即使校方不弄总还有孩子们自己在玩吧？为什么在看似如此之包罗万象的媒体报道里嘛都没瞅见呢？难道连园子里的孩子们都不玩诗了么？

其实不然，在北大校庆这段时间，学校里写诗的孩子们不但弄了个叫做“110·诗响家”的大规模诗歌朗诵会来给他们眼中像诗歌一样充满活力的北大贺寿，更难得的是，这场朗诵会所展示出的纵向上的衣钵承传、横向上的兄弟情谊均演绎得既平和又浓烈，在某些时刻甚至让人恍若回到了一、二十年前诗歌发飙的年代。当然，现在的孩子们比一、二十年前幸福多了，用不着为了凑场地费在应急灯下糊几十万个信封、去地铁站口散发几十万张皮包公司的小广告，一个叫做黄怒波的有为校友这些年来一直在慷慨捐助孩子们做类似的诗歌活动。“110·诗响家”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好，非常耐人寻味，既把这所大学里的诗人与思想家通过南方式谐音的方式暧昧地联系了起来，又通过“响”字传达出了让背时倒运的诗歌发出声响的信心并通过“家”字暗示出北大乃是所有写诗、爱诗之人平等的家园，更重要的是，110这个数字一旦单独凸显出来，就会让我们联想起警报声：在一个“人文”比“水文”还要点儿背的时代，无论是诗歌还是“大学精神”，都应该发挥暗夜里的警世钟的作用。

“110·诗响家”这种真正体现了大学文化之魅力的小事件显然是不会被习惯于在新闻通稿的基础上做文章的媒体所关注的，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们都习惯于在校园时代就开始横练一身公关的肌肉，有些时候，他们喜欢自己玩自己的，尽管他们玩的东西意义远胜于一些装腔作势的论坛。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在媒体环境鸟枪换炮的今天，要把握一个大的事件（或者说一个大的象征符号）的全貌，光靠铺天盖地的报道还是靠不住的：我们更要去关注什么东西被遗漏了。

上周在北大听的“每日·种树：林生祥＋罗思容说唱会”可能是迄今为止我听到过的最爽的民谣现场，尤其是后半部分林生祥的演唱，更让不听演唱会已经多年的我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因为音乐而红肿的器官，这些激动的器官既指向意想不到的快乐，又指向没完没了的思考。

2000年我第一次被一个朋克小妹推荐去听交工时代的林生祥那张著名的专辑《菊花夜行军》的时候，虽然剧烈地感受到了其中那种从未体验过的众音杂糅的力量和生机，但由于手边没有歌词，林生祥吐出的那些奔逸无比的客家话歌词完全像天书一般让我心里发慌，让我不断地追问自己：这种听不懂歌词的HIGH算不算伪HIGH？

事隔8年，原先的小问号全被演唱会上客家话＋普通话双语版的歌词PPT擦除掉了，更强悍的是说＋唱的形式，林生祥把每首歌背后的高度现实主义的“潜文本”全都交待了出来，从抵制美浓水库到乡民阿成卑微而伟大的农事生活，从WTO冲击下绝望的耕种到回乡青年对泥土的全新体悟，每一首歌都显示出了音乐的肌肤下历史与现实、方言与生计的勇敢而热忱的骨骼，它们被可以细化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欢愉、愤怒、沉潜和敬畏所托举，在我的耳朵中变得更加强大。

一个牛B的活动即使现场很小，也能把其周围无边的现实全都变成它延伸的现场。林生祥的演唱会就是这样，它所引发的感慨完全可以辐射到文艺与现实两个磁极之间的任何一个活生生的领域。作为一个写点诗的人，我的兴奋点集中在一个细枝末节上：为什么林生祥的客家新民谣光是歌词就一首比一首有震撼力？为什么这些歌词一首比一首看起来更像是老练得充满了意外的现代诗？

林生祥固定的歌词搭档是一个叫钟永丰的牛人。在大陆的文化情境中，钟永丰的身份可能会显得有些古怪：他既是一个投身于底层社会运动的人，又是嘉义县文化局局长。我倾向于把他看作台湾当代最厉害的诗人，他比我们通过对岸的文学史、诗歌史所获知的任何一个台湾诗人都懂得如何通过最切身的方式更新诗歌的语言质地。

钟永丰与林生祥的合作基点在我看来是对方言中所包含的诗歌可能性的高度肯定。几年前，我也曾经尝试过用方言进行诗歌写作，但我觉得我的尝试远不如“钟林配”自觉，因为他们深知，从最直观的层面上来看，方言入诗或者入歌，首先并不是一个文化身份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激活语言、让表达更有效的问题，诚如他们在一次访谈中所言：“客家话中一些字句语词的转折方式与表达特色，能充分满足许多诗歌所需，属于意念与感情上的含蓄、象征、与暗喻特色。”

1997年，钟永丰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南部意识》的雄文，我惊讶地发现，钟永丰连散文的行文中都充满了诗歌语言的冲击力。“多年前家里还热闹时最后一次布置的墙饰愣着、旧着，像是挂钟停在动力消失前的最后一刻……”有此种语言能力的人，在对岸，是主动与释放社会影响力能量的新民谣纠结在一起，而在大陆，却是在日益孤绝的当代诗歌场域中固步自封，此种差异，如何不令人感慨！

  ——给阿子

每晚，我都是希律王，在床头

看你涂上七种护肤品

跳七层纱之舞。第一层，取自

小猫鼻子上的湿雾，那里有

一小片贵州，暗中把华北安抚。

第二层是一朵吃苹果的云，

飘在家中宣讲瘦身术。第三层，

荆芥连着薄荷，薄荷挨着紫苏，

写成一本令舌尖迷路的菜谱。

机器人的激情织成了最热忱的

第四层，熟知你身段的裁缝

名叫阿西莫夫。第五层

是一声痛哭中泻下的伊瓜苏瀑布，

妹妹找哥泪花流，找到以后

却要饿肚肚。肚肚饱了就有

运动的第六层：电脑里，一幅

大航海时代的藏宝图，多少

肥胖的时光在上面练出了锁骨！

那第七层呢？“哞哞，第七层

就是你的肌肤，只有你

才能让她青春永驻。”星空中，

一头30岁的金牛把秘密倾吐。

它早已偷偷地把你移交给我守护。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发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1936－1939年期间的西班牙内战一样，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磁场，很多西方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来到中国，或短期地从事支持中国的战地报道，或长期地呆在中国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与今日为国人所诟病的西方unfair media所不同的是，这批西方知识分子对抗日战争的见证和参与，为把中国的抗战提升到一个国际正义的高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回顾那段悲壮的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在通过影像讲述八年抗战的时候，上述视角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抗战期间来华的西方中青年知识分子中不乏如今在各自的领域里已被高度经典化的巨腕，譬如荷兰导演伊文思、匈牙利摄影师卡帕、英国诗人奥登、英国作家衣修午德、美国作家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等等，他们的赴华经历国人多有不知。还有一些为国人熟知但却被简化了的国际友人，譬如白求恩，我们习惯性地在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加上“大夫”二字，殊不知，他在来华之前还是一个活跃的加拿大诗人、画家和艺术收藏家。当然，更多来华的西方“知青”既不是文艺口的腕儿，也没有穿越几代人的记忆留驻在时下国人的脑海中，抗战期间来华办学的“牛津知青”乔治·何克就位居此列。电影《黄石的孩子》首次以乔治·何克的事迹为蓝本打造悲情叙事，片方的动机不可谓不仁厚。

剧情片不等于纪录片，即便摆明了主人公的历史真实性，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比如国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外景地的选择、成本的控制等因素，一部以讲述历史真实为卖点的商业片也会对故事的蓝本进行花样繁多的改造，这是在情在理的事情，毋须指摘。但有一种情况是值得商榷的，那就是纯粹由于不敬业或是功课做得不够而造成的貌似合理改编实为常识错误的改造。

通过艾黎所著的《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和其他一些并非难于获取的史料，我们可以得知，乔治·何克所主持的培黎工艺学校是1941年在陕西凤县双石铺镇创办的，1944年，因为对时局深感不安，何克带领60名学生跋涉1200多公里将学校迁到了甘肃张掖的山丹县。在影片中，故事所讲述的时间有所提前，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可以把何克安置进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之中。但无法理解的是，陕西凤县的双石铺为何变成了湖北黄石？

任何一种对故事原型的改造如果是有目的有诉求的话，我们都能在改造后的面目和原始的版本之中看到一种形式与动机的合理交融，反之，则会看到一种于叙事无补甚至引发重重悖谬的盲目性。黄石这个不具备与事件相关的历史真实但却具备耀眼的地理真实的地名以一种压倒一切的醒目性不但反复出现在叙事中还占据了片名中的显要位置，但它对熟知地理的中国观众而言，只能诱发一连串无法解释的问号。为什么片中讲述的灵宝（河南与陕西交界处）和西安的战事好像都发生在远在湖北东南部的黄石附近？这一切明明都指向陕西凤县的双石铺。即使是按照影片设定的湖北黄石来理解，为什么地处江汉平原的黄石会出现连绵不绝的大山？为什么从湖北黄石到甘肃张掖山丹县的更遥远的距离在片中仍然呈现为从陕西宝鸡到甘肃张掖山丹县的1200多公里？

据说，从“shuangshi”到“huangshi”是外国人偶然改动的结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真的有一个无比真实的地点叫做黄石。有趣的是，片方并没有坦言“纯属巧合”，倒是兴致勃勃地在湖北黄石弄了个热热闹闹的首映式，大有虚实混淆的吊诡之意，而更加吊诡的是，湖北黄石方面居然颇为受用，丝毫没有反思这是一则跨文化背景下的误读闹剧，就好比一个人被有意无意地错当成了彩票的中奖人，他因为一时激动忘记了自己从来没有买过彩票，欣欣然走上前领奖一样。其实，按照片中所谓的黄石的外景特征和整部影片令人失望的摄制水准来看，它既不是“双石的孩子”，也不是“黄石的孩子”，而是“横店的孩子”。

                  汉花园·单向街诵读堂会

主题：汉花园·单向街诵读堂会

诵读嘉宾：韩博、胡续冬、清平、周瓒及众友人

时间：2008年4月19日（周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