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家里已经有两个多星期，虽然回家之后的第二天就开始像往常一样和妻子一道“双剑合璧镇厨房”，但和我在美国爱荷华城那间足有20平米大的厨房相比，家中不足4平米的厨房仍让我略感不适，颇有从“碧海掣鲸”跌入“泥塘摸鱼”的失落。

从夏末到初冬，我和另外四个分别来自尼日利亚、南非、意大利、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合住在爱荷华城一幢建于19世纪中叶的新罕布什尔风格的大宅邸里，里面有两个厨房，房东自己用一楼的厨房，地下层那间带一个小饭厅的大厨房，就任由我们五个房客折腾了。而在房客之中，我和厨房的关系尤为密切，这首先倒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厨艺高明多少，而是因为我住的那间套房正好在地下层，离大厨房最近。

对任何一个非亚裔房客来说，这个大厨房的配备已然算是相当精良的了：带烤箱的四眼煤气灶、微波炉、咖啡壶、搅拌机、硕大的冰箱、洗碗机、带粉碎机的大水槽以及整整三大橱柜的可以对付各种西式菜肴的炊具、餐具、烘焙具、调料……可是对我来说，这依然是个不完美的厨房，直到我像蚂蚁搬家一样从方圆数十里内的各个亚洲杂货店里搜罗来一堆圆底炒锅、电饭煲、蒸格、大砍刀、筷子、淀粉鸡精酱醋料酒生猛辣酱之后，我才能够对着灶眼上熊熊的火焰说：“来吧，英雄。”

在异域“重构”一个东亚厨房的经验我并不陌生，因为几年前在南美洲我也干过同样的勾当。很快，我就进入了一日三餐连带宵夜全都自行生产的理想境界，其他人不得不在街上忍受汉堡包和三明治的同时，我却在厨房的小饭厅里像个孤独的老华侨一样享用着回锅肉、水煮牛肉、小笋炖猪骨、芸豆煲猪蹄……

于是，意妹、哈萨妹和俩非洲黑哥们儿总是过于偶然地在我进餐的时候徘徊在厨房里，出于礼数，我一开始总是邀他们咸与饕餮，可是后来我就发现，随着经济危机加剧，如此不计成本地“怀柔远人”不是办法。于是我逐渐加重了菜肴中辣椒的比重，试图让他们知辣而退，哪曾想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和非洲人民的肠胃亦是接受过辣椒洗礼的，不下狠手辣不倒他们。最后我动用了从国内带去的四川干海椒和堪称杀手锏的汉源花椒，才将他们统统逼退。

没想到这条“麻辣退夷”之计竟无意中促成了一个国际厨房的诞生。我的室友们在吃不成我做的饭又不想回到街上去吃难以下咽之食的情况下，“烹饪主体性”被突然间激发了出来。这四个人里除了南非作家尼克因为是末代祖鲁王的后裔一直好逸恶劳不谙厨艺之外，其他三位作家其实在各自的家乡都是写作与厨艺兼修的一把好手。他们纷纷从各处捣鼓来一批本国原料，尼日利亚哥们儿乌切甚至不惜血本让他的黑老乡们从波士顿的尼日利亚伊博族移民社区寄来了一包一包的伊博族土调料，开始大张旗鼓地做饭。

意妹维罗妮卡自然是主攻意面，以绿黑橄榄调味酱相拌，味道还算不错。哈萨妹迪娜其实是个说俄语的犹太和鞑靼混血妹，其厨艺的混杂性堪比其血统，既能弄点俄罗斯罗宋汤，也能整一大锅哈萨克手抓饭。乌切的黑非洲厨艺和我在巴西识得的巴西黑人厨艺有颇多相似之处，尤其在黑豆汁与米饭的搭配上。有趣的是，节俭的乌切在荤食上认准了最便宜的鸡腿，每顿饭几乎都是变换着酱汁的鸡腿与米饭搭配，而且经常把巨大的鸡腿不作任何切割处理直接和米饭一起放在大锅中乱煮一气，食用的时候，由于他心地善良，他总是要叫上不会做饭的黑兄弟尼克并肩进餐。两个一黑到底的哥们像一对情侣一样坐在一起一人手持一根完整的鸡腿甜蜜地咀嚼，这幅画面震撼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我在北京一看见鸡腿的时候，耳边就会飘来发音古怪的非洲英语。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国际厨房往往能够通向国际炮房。这次更强悍，国际厨房甚至直接摇身变成了国际炮房。某日半夜，习惯于睡一小觉醒来再加一餐的我迷迷糊糊地走进了厨房，却径直撞上了正在餐桌上连夜嘿咻的迪娜和被她请来吃饭的一个阿根廷作家。他们大约是怕木结构的宅子吱嘎声过大，专门挑了位于地下层、隔音效果不错的厨房行事，不曾想住在地下层的我连半夜都要使用厨房。

我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国际厨房居然也有可能变成国际犯罪现场。说到底，都是万恶的金融危机惹的祸。在我们这帮作家驻留美国的最后一段时间，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然波及到了各自的祖国，有些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和几个月前作家们去美国的时候相比，跌得那叫一个惨不忍睹，就算汇率相对稳定的国家，也说不清以后的走势。所以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开始大规模缩减开支，希望把在美国领到的驻留津贴尽可能原封不动地带回国去。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在胃口没有缩减、饭量没有缩减的情况下，大规模缩减的日常开支如何保证食物的正常摄取？偷窃这种古老的罪恶应运而生。

在结束了爱荷华城的国际写作计划之后，我被邀请到位于佛罗里达半岛西海岸萨拉索塔县玛纳索塔岛上的“艺术家隐修院”，作为驻院艺术家进行写作和朗诵。昨天晚上，当我游够了泳、拣累了鲨鱼牙齿，提着野营灯从海边回到隐修院里我住的那间临海的渔人小木屋的时候，我收到了从寒冷的爱荷华城发来的一封炽烈的电子邮件。发信人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副主任休·费罗，他激动万分地告诉我一个刚刚出炉的好消息：爱荷华城11月19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文学之城”，正式跻身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联盟”的行列。

如果一个没去过爱荷华城的人偶尔在网上看到这则消息，他大概不会想到这其中的不寻常之处。正如我在以前的专栏里所写，爱荷华城是一个人口不到6万的极其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小镇，如果不算定居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的自耕农，仅算点根烟就能走完的镇区地带的人口的话，大概只有3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爱荷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城。城中找不到那种叫做高楼的物体，除了几幢在19世纪短暂地充当过爱荷华州州府办公楼、现在已被爱荷华大学征用的稍大一点的楼体之外，其余几乎无一例外地全是木质小独栋。这样一个微型小镇居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册封”，成为继英国的爱丁堡、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之后的第三个世界级“文学之城”，怎能不叫我等与爱荷华城结缘的人惊喜。

在离开爱荷华城之前，休·费罗就曾告诉我，在他和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主任克里斯托夫·梅里尔游说爱荷华城地方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文学之城”的时候，很多官员在得知前两个“文学之城”是爱丁堡、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之后，对爱荷华城这个玉米地小镇感到很不自信。当休和克里斯托夫忙碌了将近一年最终把申报材料整理出来的时候，数千页记载着“玉米地小镇”与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亲密接触的历史记录把本地土生土长的官员们震得目瞪口呆。先前还感到不自信的人转而问休和克里斯托夫：“为什么不早点申报？否则我们肯定是第一个‘文学之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专家评审组对爱荷华城的评价：“作为一个小型的大学城，爱荷华城与文学有着惊人的渊源，它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经过漫长的积累，它已成为了一个原创性写作和文学阅读的中心。爱荷华城为促成文学氛围、激励文学写作与交流等而启动的一些战略性机制，譬如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作家工作坊、爱荷华之夏写作节等等，非常值得全球其他小型城市借鉴，它可以被看作规划社区文化生态结构的一个绝佳范例，在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城市经济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高度的代表性。”

这段评价触及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爱荷华城之所以能够有机缘搭建世界性的文学交流平台，首先是因为有一个不嫌玉米地偏僻、兢兢业业地在小地方传播大学问的爱荷华大学。在美国，有很多像爱荷华大学这样的排名不差的大学都建在国人所谓的“鸟都不拉屎的地方”，这些大学不但为当地带去了平等的教育机会，更在一个个貌似毫无社区文化积淀可言的玉米地小镇、牛仔小镇、大峡谷小镇上造就了用大学氛围的沃土催生本地文化个性的绝佳机会。这一点，国内不妨稍稍借鉴一下，优势的高等教育资源不能全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学需要走到“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去，带动一批与地方文化诉求相结合的真正的“大学城”，而不是现在国内那些因为高校扩招，草草地把数个大学的新校区拼凑在城郊地带而形成的房地产策略意义上的“大学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文化创意领域似乎过于关注大城市里的文化市场，有些忽视为小城镇搭建良性的文化生态结构。我在爱荷华城的时候，爱荷华大学有很多文化活动都是和社区居民的多样化文化诉求捆绑在一起的。我现在驻留的这个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县“艺术隐修院”更是一个“艺术走进小地方”的绝佳范例：它是由玛纳索塔岛上的居民捐款兴建的，来这里的艺术家可以免费地在这里享受隐修院提供的一切生活和创作条件，但前提是，必须定期面对面地为岛上的主流人群——离退休老年人——举办讲座、朗诵、演奏、作品展示等活动。

有趣的是，和爱荷华城同时跻身“全球创意城市联盟”的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设计之城”的深圳。这两个城市的规模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反差。国内的媒体把“设计之城”翻译成了“设计之都”，好大、贪大的集体无意识可窥一斑。我倒是希望，不久之后的将来，中国能有个把偏远地带的小城市能够像玉米地小镇爱荷华城一样，以娇小的身姿傲立在“全球创意城市联盟”的行列里。